刘禹锡，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，与柳宗元并称“刘柳”，与韦应物、白居易合称“三杰”，与白居易合称“刘白”，后世谓之“诗豪”。其最为我们熟知的作品应是传世名篇——《陋室铭》，著有哲学著作《天论》三篇，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成分在内，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。刘禹锡的作品，诗词赋、论说文俱全，因其作品的广泛性，更因其诗文中强烈的入世精神，倍受后世推崇。
刘禹锡当日与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相善，其才华志向尤受器重，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、判度支盐铁案，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，和柳宗元一道成为唐顺宗时期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。但由于革新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藩镇、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，很快宣告失败。王叔文赐死，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，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八司马事件”。行至江陵，再贬连州（今广东连州市）刺史。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，史称“八司马”。
纵观刘禹锡的一生，无论短篇或长章，清新简洁明快与雄健浑厚刚毅兼备，山水诗的空灵“水底远山云似雪，桥边平岸草如烟”隽永而入画；七言绝句 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 的哲理，没有艰苦卓绝的付出，不能得到充盈内心的收获；咏怀诗的达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对秋天和秋色的感受与众不同，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，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；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更是表现了诗人对人生升沉、世事变迁的豁达襟怀，读来令人心胸为之开阔，精神为之洒脱；“种桃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又来”，对政敌的蔑视、毫不言退的斗争精神跃然纸上，他不怕打击、坚持斗争的坚强意志至今令人敬佩。
纵观刘禹锡的一生，除了短暂革新时期的意气风发外，更多的应该是屡遭谗言迫害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刘的作品中反倒处处流露出一种豁达、向上、不屈的精神气质，如同一个斗士，手中之笔即是其武器，我想这也许是刘诗千百年来的魅力之所在。他一反中国文人悲叹个人得失的小情怀，从不绝望，永在战斗，如诗人本人所言“我本山东人，平生多感慨”，尤其是其《杨柳枝词九首》，多遍诵读，便可体会其中另一层况味：傲视忧患、独立不移、迎接苦难、超越苦难，更有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直面未来的乐观精神，闪耀着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。
人的一生是漫长的，而忧患与困苦是生命的伴侣，唯其有了忧患与困苦，生命的能量才有可能被激发，生命的华章才有可能绽放光彩，假若刘禹锡只是一个人生顺遂的官僚，那他有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官吏；正因为他所经历的，成就了他一代“诗豪”的盛名，从这一点上更是佐证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从而也让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的深意。（肖晓爱）
